先父李烈钧与“赣宁之役”

李赣驹

先父李烈钧原名烈训，字协和，号侠黄，1882年2月23日（清光绪八年正月初六日）生于江西武宁县坪源村边官厅下。自幼读书习武。江西武备学堂学习后，于1905年以公费留学日本，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陆军，1910年毕业返国。此后三年，大部分时间在江西从事革命活动，进行反对清朝政府的腐朽统治和反对袁世凯窃国的斗争。1913年7月12日发生在九江地区的湖口起义，就是先父在这段时间里参与的一次重要革命活动。

湖口起义即“讨袁之役”，又称“癸丑之役”、“赣宁之役”，是由孙中山先生继辛亥革命后发动的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战争。当时的国民党人也称它为“二次革命”。严格地讲，赣宁一役起兵讨袁，是“二次革命”的先导。因为湖口起事之后第三日，黄兴在南京促使江苏都督讨袁；又三日，陈炯明又在广东宣布独立，接着上海、安徽、福建、湖南、四川等省区也先后宣布独立。这一系列讨袁活动也应该是“二次革命”的组成部分。只是“赣宁之役”发生稍早，声势也较大就是了。

“赣宁之役”的直接起因是“裁军”与“借款”。所谓“裁军”，就是民国初年袁世凯篡政后，要把各省政府撤掉，要把经过革命熏陶的、多数为革命党人所控制的军队削减掉，以削弱民党势力；所谓“借款”，就是指袁世凯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，不惜采用牺牲国家民族利益的办法，向外国银行借钱，拿来作“战费”，向被他裁减了军队的南方各省用兵。因此，理所当然地激起革命党人的强烈愤慨，纷纷起兵讨伐他。

早在武昌首义时（民国尚未成立），袁世凯就凭藉北洋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支持，出任内阁总理大臣，陈兵长江，向革命党要挟议和，一面威胁孙中山让位，一面挟制清帝退位，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，在北京建立了地主买办联合专政的北洋军阀政权。他篡政之后，于1912年4月亲自召开“高级军事会议”，制订“消纳各省军队”的规划。当时，同盟会掌握之下的南方各省如广东、江西、福建、湖南等省共有大约五十万军队，反清、革命的思想，民主、共和的思想灌输其中，这对袁世凯来讲，恰是如芒在背。袁世凯为了解除心腹之患，以裁减“地方军队”、“恢复地方秩序”为名，用高压手段强令裁军，结果，南京留守府近十万军队被裁去三分之二；湖南五万军队减剩万余，安徽原有一师一旅（军队），竟被“裁”剩十人，办理“遗务”；四川的军队，几乎被裁去一半；广东也用“遣散”的方法“裁”去三万。一时间，全国革命武装锐减，袁氏气焰日嚣。先父早有戒备，只将江西地方三师一旅的兵力削去大约一师，多为“缺乏战力”者，同时绝拒北洋政府陆军接收江西境内长江沿岸的炮台，并通过上海的洋行购***七千枝，***三百万发，以扩充军备。袁世凯为此大伤脑筋，又玩弄“军民分治”的诡计，意在削弱各省督军实权。先父针锋相对，通电指出袁氏的险恶用心是“托分治之名，行牵制之实”，并拒绝民政长汪瑞闿到任。所谓“国民分治”，即废除当时各省都督制，改为督军制。督军只管军队不管行政，另由中央派员出任省长，专管行政。汪瑞闿派到江西不久，有人打电话给他，要他三天之内离开南昌，否则不会有好结果。汪瑞闿坐立不安，三天不到就跑了。袁世凯还用软硬兼施和厚禄收买的办法诱先父“赴京一晤”，并派人面许“以二百万元为酬并晋勋一位”，先父不为所动，斥曰：“余思建勋业于国家，岂丑类所得诱乎。”袁世凯讨了个没趣，咒骂先父是不讲情理的“硬头蛮子”。

袁世凯于1913年窃踞大总统职位后，决心以武力消灭国民党人控制的南方各省势力，以办理善后为名筹集战费，向英、法、俄、日五国银行团大借其款，总额达二千五百万英镑，年息五厘，实交八四。扣除折扣等，实际到手的只有七百六十万英镑。合同还规定以盐税与关税等担保。五国大借款合同签订后，孙中山先生致电五国公使阻止付款，全国人民也奋起抗议。先父（时任江西都督）与柏文蔚（安徽都督）、胡汉民（广东都督），也通电斥责。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也驳斥袁违法借款（因事先未经国会同意）。是赞成借款还是反对借款，其实就是反对共和民主还是反对专制独裁的问题，是让当时中国的民主派被打下去，把野心勃勃的袁世凯捧起来，还是相反，实在是关系到保卫还是扼杀“‘落后’亚洲的共和制度”的问题。先父在通电中痛斥袁氏“丧心病狂”、“专制如满清”，表示“宁为共和之鬼，不为专制之民”，只要一息尚存，就要反对到底。与此同时，先父与胡汉民、孙道仁（福建都督）、谭延闿（湖南都督）、柏文蔚秘密成立“五省攻守同盟”，秘议讨袁。

1913年3月，袁世凯在国会开会前夕，派人在上海暗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。4月，又非法签定“善后大借款”，准备发动内战，把革命力量绞死。孙中山先生看清了袁世凯的面目，从日本回国，力主武力讨袁。先父坚决拥护中山先生主张，但不少国民党人仍寄希望于“法律解决”，使讨袁军事行动处于犹豫不决之中，武装举义一误再误，袁世凯见隙即乘，早作好了反扑部署。六月九日，袁世凯借口先父与柏文蔚、胡汉民曾通电反对善后大借款是“不服从中央”，下令免职，并派兵南下，进驻江西，发动内战。这时候的袁世凯，狰狞面目进一步暴露，越来越多的革命党人认识到：已经到了非用兵讨伐他不可的时候了！

七月八日，先父从上海潜抵江西，执行中山先生在他的故居主持议决的由江西首义的决定。他召集旧部，制订作战计划，于七月十二日在九江附近的湖口组织讨袁军，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，发布讨袁檄文，自任江西讨袁军总司令，指出民国成立以后“袁氏帝制自为，务期破坏共和，与全国为公敌，横恣无道，倒行逆施，国民之被其虐者，至惨至酷，烈钧等目击颠危，诚不忍睹先烈铁血所创之共和民国，断送于独夫民贼之手，是以率父老子弟，投袂奋起，不惜以危弱之赣，与专制恶魔对垒挑战，为全国创开战之始。”于是，湖口***声，党人振奋，各地纷纷起兵讨袁，相继宣告独立。但讨袁战争的主要战场仍在江西，赣人责任极重。

湖口起义后，先父率部占领湖口炮台，林虎又破袁军于瑞昌、德安之间，初战告捷。七月二十二日，袁世凯正式指令讨伐江西，派驻京总司令官、拱卫军总司令段芝贵及李纯等部，会同汤芗铭的舰队，水陆两路，弹压湖口义军。由于双方军事力量悬殊过大，加上援军迟迟未到（湖南、广东按兵不动），部分部队又临阵投敌（先父一向倚为主干的两师长，一个投敌【刘世钧】，一个无心反袁），林虎部伤亡很大，战局异常不利，先父率部奋战数日终因寡不敌众、节节失利，遂放弃湖口，退守吴城，不久吴城失守，又退南昌，抵抗至八月中旬，弹尽援绝，始离赣经湖南而亡命日本。途中，曾对送别的林虎说：“这次算完了，下次再来过罢！”对反对专制统治充满必胜信念。其实，先父对此次起义的失败，早有估计，他清晰地认识到时间仓促，兵力单薄，难以取胜，但先父为了唤起民众，抱着“不成功，也得干”的大无畏精神，勇往直前，义无反顾，这种“我不入地狱谁下地狱”的气慨，迄今为人称颂。事实上，赣宁之役的失败是因为当时国民党人缺乏明确的纲领，内部涣散，而在嚣张一时的袁世凯反动势力的进攻下，一时陷于被动地位，最后终于失败了。

赣宁之役失败后，先父成为“国事犯”。身遭通缉，被悬赏白银万元。然而，他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心是真诚的。后经过海内外志士仁人前赴后继的努力，反袁时机成熟。先父又奉孙中山先生之命，于一九一五年底从新加坡经河内返国，与原云南都督蔡锷一起，联络云南都督唐继尧在十二月二十五日通电反袁，宣布云南独立，成立护国军，先父任第二军总司令，进军两广。由于反袁护国的号召深入人心，贵州、广西、广东、浙江、陕西、四川、湖南等省相继宣告独立，形成了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“护国运动”。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声讨声中，不得不撤销帝制，后在忧愤中死去。

赣宁之役至今七十多年过去了。先父当年是为中华第一次腾飞赴汤蹈火奋斗；今天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，全国各族人民，又在为实现中华第三次腾飞努力奋斗。我们缅怀先辈，纪念革命先驱，就应该继承和发扬他们为中华民族的利益奋勇拼搏的精神，开创各项工作的新局面，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。

整理此文的过程中，曾经得到章太炎先生之孙，现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的章念驰同志的热忱协助，谨至谢忱。

一九八五年一月于上海

按：本文作者李赣驹同志现年六十六岁，是李烈钧将军二公子，也是李烈钧十个子女中跟随父亲时间最长、了解父亲生平事迹最多的一位李氏嫡裔。抗战军兴，李烈钧送子报国。年青的李赣驹进入中央军校（第十七期）学习，后任国民第三十九集团军少校作战参谋。一九四六年，随冯玉祥将军赴美，不久进纽约大学研读国际法，后来又转到英国和法国读了一个时期的书。一九五二年从法国经香港回到北京，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誉，后入北京政法干部学校进修，分配在上海从事政法工作。一九八一年十月，作为革命历史人物的后裔，应邀出席在北京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，并受到邓颖超同志的亲切会见。一九八四年六月，赴京参加纪念黄埔军校建校六十周年活动，并被推选为黄埔同学会理事。现任民革中央委员、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、上海市政协委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