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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父李烈钧与“赣宁之役”

文章来源: 作者:李赣驹 发布时间:2014年10月30日 点击数:1,245 字号:

先父李烈钧与“赣宁之役”

 

李赣驹

 

先父李烈钧原名烈训,字协和,号侠黄,1882年2月23日(清光绪八年正月初六日)生于江西武宁县坪源村边官厅下。自幼读书习武。江西武备学堂学习后,于1905年以公费留学日本,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陆军,1910年毕业返国。此后三年,大部分时间在江西从事革命活动,进行反对清朝政府的腐朽统治和反对袁世凯窃国的斗争。1913年7月12日发生在九江地区的湖口起义,就是先父在这段时间里参与的一次重要革命活动。

湖口起义即“讨袁之役”,又称“癸丑之役”、“赣宁之役”,是由孙中山先生继辛亥革命后发动的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战争。当时的国民党人也称它为“二次革命”。严格地讲,赣宁一役起兵讨袁,是“二次革命”的先导。因为湖口起事之后第三日,黄兴在南京促使江苏都督讨袁;又三日,陈炯明又在广东宣布独立,接着上海、安徽、福建、湖南、四川等省区也先后宣布独立。这一系列讨袁活动也应该是“二次革命”的组成部分。只是“赣宁之役”发生稍早,声势也较大就是了。

“赣宁之役”的直接起因是“裁军”与“借款”。所谓“裁军”,就是民国初年袁世凯篡政后,要把各省政府撤掉,要把经过革命熏陶的、多数为革命党人所控制的军队削减掉,以削弱民党势力;所谓“借款”,就是指袁世凯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,不惜采用牺牲国家民族利益的办法,向外国银行借钱,拿来作“战费”,向被他裁减了军队的南方各省用兵。因此,理所当然地激起革命党人的强烈愤慨,纷纷起兵讨伐他。

早在武昌首义时(民国尚未成立),袁世凯就凭藉北洋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支持,出任内阁总理大臣,陈兵长江,向革命党要挟议和,一面威胁孙中山让位,一面挟制清帝退位,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,在北京建立了地主买办联合专政的北洋军阀政权。他篡政之后,于1912年4月亲自召开“高级军事会议”,制订“消纳各省军队”的规划。当时,同盟会掌握之下的南方各省如广东、江西、福建、湖南等省共有大约五十万军队,反清、革命的思想,民主、共和的思想灌输其中,这对袁世凯来讲,恰是如芒在背。袁世凯为了解除心腹之患,以裁减“地方军队”、“恢复地方秩序”为名,用高压手段强令裁军,结果,南京留守府近十万军队被裁去三分之二;湖南五万军队减剩万余,安徽原有一师一旅(军队),竟被“裁”剩十人,办理“遗务”;四川的军队,几乎被裁去一半;广东也用“遣散”的方法“裁”去三万。一时间,全国革命武装锐减,袁氏气焰日嚣。先父早有戒备,只将江西地方三师一旅的兵力削去大约一师,多为“缺乏战力”者,同时绝拒北洋政府陆军接收江西境内长江沿岸的炮台,并通过上海的洋行购***七千枝,***三百万发,以扩充军备。袁世凯为此大伤脑筋,又玩弄“军民分治”的诡计,意在削弱各省督军实权。先父针锋相对,通电指出袁氏的险恶用心是“托分治之名,行牵制之实”,并拒绝民政长汪瑞闿到任。所谓“国民分治”,即废除当时各省都督制,改为督军制。督军只管军队不管行政,另由中央派员出任省长,专管行政。汪瑞闿派到江西不久,有人打电话给他,要他三天之内离开南昌,否则不会有好结果。汪瑞闿坐立不安,三天不到就跑了。袁世凯还用软硬兼施和厚禄收买的办法诱先父“赴京一晤”,并派人面许“以二百万元为酬并晋勋一位”,先父不为所动,斥曰:“余思建勋业于国家,岂丑类所得诱乎。”袁世凯讨了个没趣,咒骂先父是不讲情理的“硬头蛮子”。

袁世凯于1913年窃踞大总统职位后,决心以武力消灭国民党人控制的南方各省势力,以办理善后为名筹集战费,向英、法、俄、日五国银行团大借其款,总额达二千五百万英镑,年息五厘,实交八四。扣除折扣等,实际到手的只有七百六十万英镑。合同还规定以盐税与关税等担保。五国大借款合同签订后,孙中山先生致电五国公使阻止付款,全国人民也奋起抗议。先父(时任江西都督)与柏文蔚(安徽都督)、胡汉民(广东都督),也通电斥责。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也驳斥袁违法借款(因事先未经国会同意)。是赞成借款还是反对借款,其实就是反对共和民主还是反对专制独裁的问题,是让当时中国的民主派被打下去,把野心勃勃的袁世凯捧起来,还是相反,实在是关系到保卫还是扼杀“‘落后’亚洲的共和制度”的问题。先父在通电中痛斥袁氏“丧心病狂”、“专制如满清”,表示“宁为共和之鬼,不为专制之民”,只要一息尚存,就要反对到底。与此同时,先父与胡汉民、孙道仁(福建都督)、谭延闿(湖南都督)、柏文蔚秘密成立“五省攻守同盟”,秘议讨袁。

1913年3月,袁世凯在国会开会前夕,派人在上海暗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。4月,又非法签定“善后大借款”,准备发动内战,把革命力量绞死。孙中山先生看清了袁世凯的面目,从日本回国,力主武力讨袁。先父坚决拥护中山先生主张,但不少国民党人仍寄希望于“法律解决”,使讨袁军事行动处于犹豫不决之中,武装举义一误再误,袁世凯见隙即乘,早作好了反扑部署。六月九日,袁世凯借口先父与柏文蔚、胡汉民曾通电反对善后大借款是“不服从中央”,下令免职,并派兵南下,进驻江西,发动内战。这时候的袁世凯,狰狞面目进一步暴露,越来越多的革命党人认识到:已经到了非用兵讨伐他不可的时候了!

七月八日,先父从上海潜抵江西,执行中山先生在他的故居主持议决的由江西首义的决定。他召集旧部,制订作战计划,于七月十二日在九江附近的湖口组织讨袁军,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,发布讨袁檄文,自任江西讨袁军总司令,指出民国成立以后“袁氏帝制自为,务期破坏共和,与全国为公敌,横恣无道,倒行逆施,国民之被其虐者,至惨至酷,烈钧等目击颠危,诚不忍睹先烈铁血所创之共和民国,断送于独夫民贼之手,是以率父老子弟,投袂奋起,不惜以危弱之赣,与专制恶魔对垒挑战,为全国创开战之始。”于是,湖口***声,党人振奋,各地纷纷起兵讨袁,相继宣告独立。但讨袁战争的主要战场仍在江西,赣人责任极重。

湖口起义后,先父率部占领湖口炮台,林虎又破袁军于瑞昌、德安之间,初战告捷。七月二十二日,袁世凯正式指令讨伐江西,派驻京总司令官、拱卫军总司令段芝贵及李纯等部,会同汤芗铭的舰队,水陆两路,弹压湖口义军。由于双方军事力量悬殊过大,加上援军迟迟未到(湖南、广东按兵不动),部分部队又临阵投敌(先父一向倚为主干的两师长,一个投敌【刘世钧】,一个无心反袁),林虎部伤亡很大,战局异常不利,先父率部奋战数日终因寡不敌众、节节失利,遂放弃湖口,退守吴城,不久吴城失守,又退南昌,抵抗至八月中旬,弹尽援绝,始离赣经湖南而亡命日本。途中,曾对送别的林虎说:“这次算完了,下次再来过罢!”对反对专制统治充满必胜信念。其实,先父对此次起义的失败,早有估计,他清晰地认识到时间仓促,兵力单薄,难以取胜,但先父为了唤起民众,抱着“不成功,也得干”的大无畏精神,勇往直前,义无反顾,这种“我不入地狱谁下地狱”的气慨,迄今为人称颂。事实上,赣宁之役的失败是因为当时国民党人缺乏明确的纲领,内部涣散,而在嚣张一时的袁世凯反动势力的进攻下,一时陷于被动地位,最后终于失败了。

赣宁之役失败后,先父成为“国事犯”。身遭通缉,被悬赏白银万元。然而,他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心是真诚的。后经过海内外志士仁人前赴后继的努力,反袁时机成熟。先父又奉孙中山先生之命,于一九一五年底从新加坡经河内返国,与原云南都督蔡锷一起,联络云南都督唐继尧在十二月二十五日通电反袁,宣布云南独立,成立护国军,先父任第二军总司令,进军两广。由于反袁护国的号召深入人心,贵州、广西、广东、浙江、陕西、四川、湖南等省相继宣告独立,形成了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“护国运动”。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声讨声中,不得不撤销帝制,后在忧愤中死去。

赣宁之役至今七十多年过去了。先父当年是为中华第一次腾飞赴汤蹈火奋斗;今天,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,全国各族人民,又在为实现中华第三次腾飞努力奋斗。我们缅怀先辈,纪念革命先驱,就应该继承和发扬他们为中华民族的利益奋勇拼搏的精神,开创各项工作的新局面,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。

整理此文的过程中,曾经得到章太炎先生之孙,现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的章念驰同志的热忱协助,谨至谢忱。

 

一九八五年一月于上海

 

按:本文作者李赣驹同志现年六十六岁,是李烈钧将军二公子,也是李烈钧十个子女中跟随父亲时间最长、了解父亲生平事迹最多的一位李氏嫡裔。抗战军兴,李烈钧送子报国。年青的李赣驹进入中央军校(第十七期)学习,后任国民第三十九集团军少校作战参谋。一九四六年,随冯玉祥将军赴美,不久进纽约大学研读国际法,后来又转到英国和法国读了一个时期的书。一九五二年从法国经香港回到北京,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誉,后入北京政法干部学校进修,分配在上海从事政法工作。一九八一年十月,作为革命历史人物的后裔,应邀出席在北京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,并受到邓颖超同志的亲切会见。一九八四年六月,赴京参加纪念黄埔军校建校六十周年活动,并被推选为黄埔同学会理事。现任民革中央委员、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、上海市政协委员。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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